努力开创甘肃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******
甘肃日报评论员
刚刚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,深入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,认真总结去年我省“三农”工作,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“三农”工作的目标任务。这次会议,对我们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,扎实推进“三农”各项工作,奋力开创甘肃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去年以来,我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,统筹推进乡村“五个振兴”,加快改善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,脱贫成果有了新提升,粮食生产实现新突破,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,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,发展动能得到新激发,“三农”工作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。全省上下要乘势而上、再接再厉,围绕建设农业强省的奋斗目标,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,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打下坚实基础。
今天的甘肃,“三农”工作重心已经发生历史性转移,农业产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窗口期,乡村建设进入加快补齐短板的机遇期,城镇乡村进入协同融合发展的突破期。加快建设农业强省,我们具备诸多有利条件,拥有比较坚实的发展基础、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、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、相对健全的支撑体系。但同时也要看到,我省“三农”工作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。在新征程上推进农业强省建设,必须辩证审视“三农”工作面临的形势,既看到有利条件和比较优势,又认清差距不足和短板弱项,坚定信心、主动作为,扬长补短、固强补弱。我们要立足省情农情,总结用好实践经验,把握好规律性认识和原则性要求,坚持党的全面领导,坚持以人为本,坚持改革创新,坚持系统观念,坚持因地制宜,坚持躬身实干,推动农业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。
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,做好全省“三农”工作,关键是把握好“六个聚焦”。要聚焦“守底线”,持续夯实“三农”基石,通过精准有效监测帮扶、加快脱贫地区发展、拓展协作帮扶成果,狠抓耕地提升、种子种质、大类品种、多元供给,抓好防止规模性返贫和确保粮食安全两大底线性任务;要聚焦“土特产”,持续壮大优势产业,通过挖掘“土”的资源、放大“特”的优势、提高“产”的效益,充分释放农业产业发展潜力;要聚焦“能致富”,持续拓宽增收渠道,通过强化技能培训、强化利益联结、强化政策扶持,让农民群众钱袋子鼓起来、日子越过越好;要聚焦“现代化”,持续推进乡村建设,通过积极稳妥开展村庄建设、治污治乱改善人居环境、延伸增效做好设施服务,让乡村更美丽、生活更美好;要聚焦“增活力”,持续深化改革创新,通过优化科技供给、深化农村改革、激发内生动力,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;要聚焦“强保证”,持续完善工作机制,通过健全党的领导机制、协调配合机制、干部培训机制、人才引育机制、要素保障机制、督查考核机制,为“三农”发展提供坚强保证。
务农重本,国之大纲。做好“三农”工作,使命光荣、责任重大。让我们锚定目标,铆足干劲,全面推进乡村振兴,加快建设农业强省,促进农业高质高效、乡村宜居宜业、农民富裕富足。
钱钟书杨绛印象记******
邓国治
说真的,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,我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没想到,才得进门,钱老便先申明:“你们作为朋友来访,我这里当然欢迎;若是为的新闻采访,那么,恕不接待。”
我只好换掉了身份,从记者变成读者。其实,首先还是读者,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,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。
正好杨绛也在家。读过她的《干校六记》,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、幽默的印象,待得见面,却是位恬静、温柔的女学者。几十年风尘仆仆,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。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,随即笑说:“一听说记者,我先是吓一跳。后见他们来意甚善,这才没有用‘太极拳’的方式……”“太极拳”者,是指拳中的“推”式——拒而不纳也。
钱老说:“我不愿意宣传。我今年70多岁了,我只想抓紧时间,多做一点事。宣传,只能给我帮倒忙。《围城》出版后,报纸上一登,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、来信的,向我要书……”
《围城》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,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,此后暌违30载,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,印数13万册,几乎未出月就销光;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。除了国内出版的,和香港有它的“盗印”本外,译成外文的,便有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国文字。《围城》影响可谓大矣。
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,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,著名的《唐•吉诃德》、《吉尔•布拉斯》等都是她翻译的。近年来,开始转向写小说、散文,她诙谐地说:“这两年,眼睛花了,懒得看小字、查字典,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——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,实际上是不务正业!”——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
这一“不务正业”,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。《干校六记》由三联书店出版了,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《杨绛小说散文选》。她的文字,情真意真,读来十分亲切;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,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、勒萨日等人的文章。尽管钱老在他为《干校六记》所作的小引里说到“《浮生六记》——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。”《干校六记》还是让人想到了《浮生六记》,也想到了《项脊轩志》、《泷冈阡表》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。尽管时代不同,内容各别,但一个“真”字却是共同的,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。看似身边琐事,细小,甚至是絮絮道来,但由于这一“真”字,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,反而像置身其中,与主人翁共同欢乐,共同叹息,共同着急。我喜欢杨绛的文章,我想,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“真”字上。
“文如其人”,钱老夫妇待人接物,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——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。虽是初次见面,但不大功夫,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,很真诚。听说我喜欢书画,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,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,讲给我听。杨绛已逾古稀,比我年长整整一倍,而她对我们说话,就像同朋友一样,真切而随便,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。钱老也如是,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,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,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,指点着给我们看:“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。喏,你们看,他这里还责备我,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,现在却做不到了。他说这很让他失望……”
其实,这是错怪了钱老。人的精力、时间毕竟有限,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、助手,而近年来会议、头衔的有增无减,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。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,什么“吴敬梓研究会”、“水浒研究会”,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……他说:“现在我什么‘会’也不想参加,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,写一点东西。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,我也不想去,都婉谢了……”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“考察”风,和争头衔、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,我感到,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!
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,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!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,精通多门外语——他只是自谦地说:“那时要考学位,除主攻一门外文外,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。”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。而其实,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,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。尤为难得的是,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,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《管锥编》,就是他对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毛诗正义》、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、《老子王弼注》、《列子张湛注》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,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。这里,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、德、法、意、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,不论是纵是横,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。
而钱钟书先生,除了融汇古今,博通中外,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,有深厚的艺术修养。杨绛,则与其说是贤内助,不如说首先是同志,是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因为是“印象”,因为钱、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,所以,我只是想到哪里,写到哪里,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,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。而且,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。但,心里有些印象,不写总觉得不舒坦——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。姑存于此,且待骂声。
(1982年7月)